法学发表主要依靠编辑的个人偏好，学术评价理论都是法学家在自说自话。

机器人为了有效地服务社会和便于公众接受，应当拥有相应的权利保障，机器人要遵纪守法，也要有权利。[33]参见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页。

我们不能因为将道德加载于机器人存在技术困境，便简单地认为机器人无需道德。然而，无论采取何种刑法保护理念，这一疑问总是会浮现于心中：刑法保护智能机器人权利的意义是什么？ (一)刑法保护智能机器人权利的意义 这一问题应当回归到本原，刑法保护的是什么？理论上有观点认为，刑法的任务与目的是保护法益。智能机器人能够实施犯罪的范围取决于智能机器人自身的特点。但是，从能否成为诈骗类犯罪的对象角度看，机器人以及两类智能机器人都至少具有识别功能，因而都可以成为诈骗类犯罪的对象。其中第(3)点条件的成立来源于立法，在第(1)点和第(2)点成立之后，由立法明确其犯罪主体地位。

事实上，机器人可以具有道德并非天方夜谭，更非无稽之谈。从机器人的设计上来看，只有具备人工道德的机器人，才可以因不道德行为而受到非难，并承担相应责任。[25]从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当某些社会群体的需要长期被异化且他们的一些基本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会处于不满意状态，尖锐的社会矛盾就会产生，最终必然产生变革社会的需求。

[15]弗朗索瓦•佩鲁指出：发展同作为主体和行为者的人有关，同人类社会及其目标和显然正在不断演变的目的有关。在法理学视阈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归结为权利本位理论。人的需要不断产生又不断满足的无限循环取决于需要的如下特征：第一，需要具有层次性。[60] 以司法权独立运行为根本的司法改革只是当前法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困局之下和瓶颈时期别无选择时的突围举措和权宜之计。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意味着人民的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权利诉求不断增长，权利话语日益高涨。必须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将改革内容从破解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效能的机制体制问题向机构改革职能体系等根本性问题推进。

[36]第三，不同的具体需要往往会发生冲突。权利意志说的发展脉络包括萨维尼的意志理论、哈特的选择理论、卡尔•韦尔曼的意志理论、斯坦纳的意志理论。[44]See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Ernest Bark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p.10. [45]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法律赋予生活世界以规范意义，生活赋予法律规范以生命力量。

[16]就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而言，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析和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首先必须明确人民美好生活的真正意涵。能自觉调控自身需要的个人是能够实现全面自由发展的个人，能自觉调控整体需要的国家是能够迈进自由王国的国家。[53]有鉴于此，一方面，要统筹推进法治发展与经济体制发展、政治体制发展，统筹推进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各领域发展，用法治发展来促进和保障其他各领域的发展，尤其是要重视发挥法治在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中的作用。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

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表述，生产与发展一脉相承，但是发展的外延范围明显大于生产，社会生产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而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文化发展，还包括政治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等，甚至还包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把需要作为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把生产作为第一个历史活动。

社会主要矛盾成为本次论坛的题眼，如何科学认识社会主要矛盾，是破题的关键所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小康，在此基础上，到建党一百年时，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28]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最后，在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判断上，必须保持讨论过程上的开放性和结论上的多元性。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48]参见[美]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何高潮等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这是权利与需要本质同构命题的递进展开。[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4页。

美好生活需要具体在政法领域，主要体现在四个转变上：一是从实现基本物质文化需要向同步追求高品位物质文化生活转变，不仅希望吃饱、穿暖、住好，而且期待食品更安全、生态更美好、服务更均等、社会更和谐，盼望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分析 本部分聚焦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概念分析，这是本次论坛的留白之笔。

美好生活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其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对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这一论断的一如既往的否定。

四是从单纯的个体受益向同步追求参与社会事务的转变，更加关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更加重视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对社会事务参与的意愿强烈，希望在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中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因此，我们要高举法理的旗帜，用理性来充实法律规则的制定，用理性来校正法律规则的适用，以回应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实现良法善治的理想之境。

另有学者则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实现利益保护，即权利的利益理论。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代替，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在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中，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共产主义[8]职务犯罪侦查权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职权之一。

[23]三是对于其他需要由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案件。[16] 樊崇义，《全面建构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机制》，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职业观察网，2018年5月15日。

3.检察机关履行的其他职责具有法律监督性质 除公诉权和职务犯罪侦查权外，我国法律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一些其他方面的权力。本文载《理论视野》2018年第8期 作者：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虽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560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和通知撤销案件书超过十五日不予立案或者既不提出复议、复核也不撤销案件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予以纠正。如果被害人不服不起诉决定而提起自诉的，处罚应暂缓执行。

而监察体制改革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转隶至监察委员会。但对于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由谁侦查并未明确，如果由监察委自行侦查则存在自体侦查的不足，因此将监察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的交由检察机关侦查，这样能够起到良好的制约作用。[12] 《监察法》第47条第3款，对于监察委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需要补充核实的，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可以自行补充侦查。三是司法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交由检察机关查办条件更为便利，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其实，大多学术和立法争论都是基于西方的三权分立学说和制度而产生，超越三权分立，把它确立为一项独立的国家权力和国家机关，就可以化解这种争论。另一种是《刑事诉讼法》第173条第2款规定的酌定不起诉情形，即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不起诉案件。

1.开展诉讼式审查逮捕工作 诉讼式审查逮捕工作是指改变以书面阅卷审查为主的传统办案模式，由检察机关召集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程序，侦、辩双方就犯罪嫌疑人涉嫌犯罪的事实、证据以及社会危险性等进行举证、质证和辩论，最后由检察官当场或者事后将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告知侦查机关、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和其他诉讼参与人。[1]进而对检察机关是否仍保留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地位这一问题产生了质疑。

减损是监察体制改革后，原来属于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至监察委员会。[16]对于检察权与监察权的衔接与监督，应在法律层面作出明确规定，使监察权的运作在法律规定之下，使检察权的监督于法有据。